疫情逐渐稳定，全社会都在重启。但对于中国的互联网金融行业，重新开启的只是此前因疫情“中断”的清退之路。
7月4日深夜，杭州市公安局上城分局发布立案通报，依法对“微贷网”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立案侦查，并表示案件正在侦办中。之后警方还在官方微博发文，敦促微贷网尚未还款的借款人归还借款。意味着公安机关在对平台立案侦查后，也接手了对平台借款人恶意逃废债的追责工作。
中国鱼龙混杂的互联网金融公司中，微贷网知名度不低。这家2011年成立的总部位于杭州的公司，主营业务为汽车贷款，并在2018年登陆纽交所。但如今股价已经较上市时高点跌去90%。根据微贷网官网数据，截至2020年2月，其平台借贷余额85.8亿元，累计借贷金额已高达2986.6亿元。另据第三方网贷数据显示，微贷网等待收回投资的投资者，人数超22万人，尚未还款的贷款人也高达18万人。
有微贷网的投资者对PingWest品玩表示，当天的消息出现的毫无征兆。在此之前，他们一直在向平台投诉，不满今年4月以来微贷网以疫情为名推出的资产处置计划。而且，5月底微贷网也已经发布公告，称基于国家政策和行业趋势，将在6月30日不再经营网贷信息中介业务，退出网贷行业。这些投资者认为作为“头部P2P”，微贷网会自己完成清退，他们希望可以向平台施压，多拿些利息回来。但没想到最终等来的是警方公告。
一名杭州本地风险投资机构投资经理对PingWest品玩表示，据他了解，微贷网也曾经是杭州互联网金融行业的抢手项目，上市前的几轮融资都是投资人主动找到公司，而且不乏像阿里巴巴前CEO卫哲的嘉御基金这种一般总是“摘桃子”的机构。“他们的车贷资产被很多VC认为是最安全和风控做的不错的。”但现在同样走向了被调查的结局。
“这只说明一件事，互联网金融没得玩了。”他说。
微贷网的这次立案调查是去年以来加速进入“收尾阶段”的互联网金融清退潮的一部分。在这场大逃杀中，从业者、投资者和借款人们都卷入其中，苦不堪言，而大数据等技术最糟糕的一面暴露出来，如何监管这些互联网金融创新也充满争议。
看守所
2019年11月，在杭州一家P2P公司工作的张欣和其他多名同事一起被杭州公安人员从公司带走。全程如同梦游的他到了看守所才知道，自己担任后端程序员的这家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罪”。
之后，他接受警察的询问，短暂地被限制自由配合调查，在最终按照警方要求处置了相关所得后重获自由。但从那往后他再没听到过自己上司、公司的核心技术人员以及会计财务同事的消息。
像张欣一样，2019年下半年开始，各地警方针对P2P行业的严打中被问询或关押的P2P从业者越来越多。从北京到上海，从上市公司到创办没几年的中小平台，各类P2P公司的名字频繁出现在警方蓝底白字的案情通报上。与此同时，湖南、河南、四川等地纷纷宣布依法取缔辖内全部P2P业务。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3月底，全国实际在运营网络借贷机构比2019年初下降了86%
张欣出来后，不少此前相识的同行向他打听消息，人人惶恐万分。有人担心自己所在P2P公司倒闭后将被裁员，有人在找非P2P行业工作时遇到“歧视”，但这些在张欣眼里已经不算什么。“我劝他们都赶快离开这行业，这些都不是事，没进去就算万幸了。”他对PingWest品玩说。
在离张欣被关押的看守所几十公里外，被暴力催收折磨一年的学政已经是西湖区公安局的常客。他在2020年初的新年愿望是，“要把这些P2P的高管都送进看守所”。
他身上背着不止一家P2P的债务，而2018年10月他因生意上的问题，逾期了其中一款名为“51人品贷”的P2P贷款。逾期第二天他就成为催收电话骚扰的对象。他对PingWest品玩表示，他并没有逃避，而是马上生意停张、甚至变卖了一些家产，以期快速还上缺口。但当他希望联系51人品贷的发行方51信用卡时，却无人听他解释，被直接转给了催收人员。
这之后，催收人员开始言语威胁。他的身份信息也早已泄露出去，在展示给PingWest品玩看的投诉材料中，可以看到催收人员可以具体地指出他的住址以及亲属的信息，并对他的孩子和妻子发出直接的人身威胁。同时，催收人员也获取了他的通讯录信息进行群发骚扰。
3个月后他连本带息还上了这笔借款，且根据他提供的数据计算，这笔贷款年利率远远高出国家规定的水平。但他已不得不离开自己此前做生意的地方，“因为在那里的人脉都已被毁。”
他决定举报。在数十封信和数十通电话后，2019年10月初杭州公安主动联系上了他，希望他提供更多资料。10月21日，杭州警方以委托外包催收涉嫌寻衅滋事为由，进入51信用卡公司总部，带走CEO孙海涛等多位员工。之后警方称，“51信用卡”涉及大量各地异常投诉信息。不过很快孙海涛回到公司，并发布了道歉信，称“将自觉接受属地政府、第三方审计公司以及广大出借人的监督”。
今年5月，51人品贷开始向平台剩余用户发布“业务强制清零“的通知。与微贷网一样，将彻底退出网贷行业。这两家公司的被查，成为针对P2P公司一系列清退事件的代表。
曾经风光一时的创业明星、薪资丰厚的从业者已经成了看守所的常客，被暴力催收折磨的贷款人和保本无望的投资者恨不得把P2P平台方全都送进看守所。在P2P疯狂发展10多年后，所有深度介入P2P行业的人突然发现自己被困在互联网金融这个巨大的看守所里。他们都知道P2P的终局已到。
今天，人们已经很难想起“互联网金融”作为一个正面词汇的样子。作为互联网金融创新的P2P，指的是一种利用互联网技术实现个人与个人之间借贷的模式。2013年左右，中国P2P平台快速增长，彼时P2P作为互联网金融创新的代表受到鼓励。人们认为它满足了缺少投资渠道的中国居民的投资需求，以及能帮助中小企业解决融资难的问题。
随着用户数增长，P2P行业吸引的VC投资也开始猛涨。数据显示，到2015年，国内VC们对近百家P2P平台投资了130多亿元。2016年，P2P公司开始集中上市，趣店、乐信、拍拍贷、信而富、融360等纷纷登陆美股市场。这也成了P2P最后的高光时刻。
在飞速发展中，这些P2P平台很快不再满足中介的身份，开始涉及自融、建立资金池等行为，平台暴雷跑路、暴力催收等恶性事件也开始出现。而针对这些行为的监管方式则一直没有明确。
上海大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柏立团认为，中国P2P行业的转折点发生在2016年下半年。当年8月23日，银监会、工信部、公安部等部委联合发布了《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对P2P平台提出严格要求，禁止设资金池、自我担保等行为，禁止平台涉及大额贷款。同时，平台方需要拥有三张牌照，地方金融监管部门的备案登记证，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以及含有网络借贷信息中介经营范围的营业执照。而从那之后的发展来看：“《暂行办法》发布至今，尚无一家获得正式备案。”
紧跟监管收紧而来的是暴雷潮。由于2014、2015年的疯狂，许多企业借款在2017年迎来集中回款期。2017年随即出现集体暴雷。这之后，大小暴雷潮不断，P2P带来的风险开始外溢。由此引发的侵犯数据隐私、暴力催收等最终导致P2P行业不再出现在创投新闻中，而是更频繁出现在社会新闻当中。公安部在2019年展开集中清理行动，而2019年11月28日，《关于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转型为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出台，要求2020年1月底前各地完成小贷公司临时牌照的审批工作，加之随之而来的意外的新冠疫情，原本希望努力转型的公司，又因为疫情而加剧了坏账率增加、线下催收无法进行、资产质量恶化等问题，P2P行业终于被彻底“掐死”。
“科技向恶”
PingWest品玩第一次见到张欣是在2019年5月，在一个当地互联网从业者的微信群里，他看到PingWest品玩发布的《大数据之殇》报道，联系上记者讨论里面的技术问题。当时已经在P2P行业工作3年的他认为，“技术无罪，创新必须先行，之后再谈监管”。但半年后再见，张欣已经决心回老家休息，他的看法也已经明显改变。
“现在我看到一些群里大家调侃说什么我们是面向监狱编程。我已经说不出话。”他说。“其实自己写的代码究竟用来干什么，你说你不知道，肯定不可能。但在前几年的疯狂中，根本没人去想，只顾着数钱。”从这个角度看，他认为，“抓违法P2P公司的程序员是对的”。
在2019年年底的集中治理行动中，暴力催收和侵犯数据隐私是两个主要案由。这背后都指向所谓的大数据技术。根据公开报道和警方公布的一些案情，许多大数据公司获取用户数据的方式本身是违法的，同时，警方认为许多暴力催收致死的恶性事件背后，也是源于大数据服务商窃取或泄露了被催收人的个人信息数据。
据PingWest品玩此前报道，这些非法获取数据的方式包括非法爬虫、从黑市购买数据等。同时，被封装成SDK的数据采集方式被普遍用在各类互联网应用中，它们缺少透明度且用户无法拒绝。而过去几年，这些所谓大数据公司的最主要客户之一正是互联网金融平台。（详见PingWest品味此前报道《大数据之殇》）
对外，这些数据能力被形容为实现普惠金融的重要基础，它使得金融机构可以对没有多少信用记录的人进行风险评估。但事实上，这些技术还被广泛用于P2P平台诸如“714高炮”等套路贷，以及暴力催收的行为中。据此前公安部门的一些重要案情通报，一些所谓的大数据公司可以非法获取的个人数据从身份证、通话记录、淘宝记录到公积金社保、法院记录应有尽有，而这些技术精湛的公司拿着这些数据为P2P业务提供类似“千人千面”和精准推荐的功能。
以大数据为代表的技术，在P2P的畸形演变中，变成了放大人性贪婪、资本逐利恶习以及金融乱象的杠杆。移动互联网风光无限的所谓“千人千面”、精准推送类的技术创新，被移植到了恶性催收讨债上。过去10年万千技术人员心向往之的数据科学、机器学习等高端技术，都被用在了研究讨债方法和更精准地恐吓债务人上。P2P成为了一场“科技向恶”的糟糕典范。
清退收尾
2019年年末的集中执法，乃至微贷网最近的突遭立案，容易给外界一种多年乱象戛然而止的错觉。但事实上，此次整治的两条主线——警方主导的针对数据隐私和暴力催收的执法，和金融监管部门以清退为主的严厉政策——都早已有明确信号。
据PingWest品玩此前报道，中央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和国家标准委等部门针对数据治理的执法和立法自2017年就已开始，并针对国内大数据行业野蛮生长的各种乱象，展开各种行动。这些行动中也摸清了互联网金融领域的数据乱象，最终以公安部挂牌督办重点案件、各地警方集中行动的方式来了个“收尾”。
警方的行动更多针对的是互联网金融中，“互联网”的部分。针对“金融”部分的监管，由于长期存在的某种央地监管真空，以及监管责任的不明确，使得从业者以及参与者都习惯了这种状态，大幕落下时依然有不少人感到突然。
2019年10月，有报道称监管部门当时约谈了6个地方的监管部门，而当时的许多互金行业媒体却将其解读为P2P有望在这些被约谈地区率先落实试点，也就是期望可以通过某种发放牌照的形式洗白。但后来发生的事情是，多个地方监管部门先后宣布一刀切地取缔辖内所有P2P。从最后处理方式来看，这次约谈更像是央地监管思想的最终统一，P2P的风险已经到了必须切割的程度。
一名接近某P2P重灾区地方金融监管机构的人士对PingWest品玩表示，2018年他们就已经认定，在针对P2P的监管中，属地治理的模式与“先创新后监管”的思路结合后出了问题。他分析，在属地管理的原则下，互联网金融企业涌现的初期，地方都希望靠产业政策来鼓励创新，而且相关监管部门事实上采取了一种先创新后监管的姿态。这使得对风险的监管不再是最重要的。
据一名常年与地方监管机构打交道的，就职于杭州某互联网金融企业的高管表示，地方监管的失误也来自于竞争压力。各地都希望发展互联网经济，于是会有扶持本地公司的想法。他举例称，他所在企业曾有一个互联网金融创新产品项目在国家级别的监管机构初未能通过，但由于广东某一竞争对手在当地的服务此前已经获得通过，浙江地方的监管机构主动找到他，提议让他以省内项目的名义进行申请。
前述人士认为，这些业务最终野蛮生长到了无法通过现有工具进行管理的程度，清退其实是一种必然。
一些地方监管开始在2018年、2019年对辖内P2P进行摸底，那些除P2P业务外还有其他金融科技等业务的企业，或者体量巨大已经带有某种系统重要性的平台，会给更久的清退期限，但也不再有任何商量余地。
一名杭州市相关政府机构人士向PingWest品玩回忆，2019年上半年他曾陪同领导前往当地多家有P2P业务的公司走访，他记得当时仍有不少企业创始人向他表达“法无禁止即可为”的思路。
据他了解，在那之后不久，地方的金融监管部门开始下最后通牒。之后多家所谓金融科技公司对P2P相关的业务线做了大规模的裁员，然后开始准备退出兑付的方案。这些尚有时间准备的公司，往往牵连着传统金融业或其他行业的非网贷业务，比如为传统金融机构提供技术服务产品的业务等。而其他原本就存在非常严重违规运营或较小规模的公司，则倾向于直接交由公安部门处理。
在这轮整治后，多数P2P平台关停，而大部分所谓的大数据风控业务也失去了客户，剩下的相关业务要随时接受合法性的审问。那些某种程度拥有了多元化业务的平台，或是已经转型消费金融和小贷企业的公司，在这轮清退后依然能够活下来，但也只是勉强度日。
对于这些在过去几年在一级市场拿下天价估值、或已在二级市场上市的曾经的资本宠儿来说，讲给投资人的故事终于烟消云散，撑起估值的假象终于破灭，接下来面对的营收压力和监管压力只会越来越大。
2020年，这场互联网金融的大逃杀将进入收尾阶段。所有玩家的终局即将到来，但风险并非就此一笔勾销。
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方法，在多年的调整博弈后，以最直接的一刀切取缔告终，背后是仍然未解的难题。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长管清友在2019年12月的一场活动中指出，目前监管机构仍然存在一个矛盾：“中央监管机构大部分和地方监管政府是平级，地方在金融业发展的时候既当裁判员又当业务员，某个辖区金融发展又要鼓励，又要监管，出现了角色的冲突。”更重要的是，他指出，这种央地之间的监管真空，未来职责怎么划分，今天仍然没有答案。
此外，一刀切之后，可以预见有许多平台将纷纷转向助贷和所谓金融科技业务。P2P带来的阴云并未完全散去，诸多平台的转型上岸背后，是P2P用户普遍存在的多头借贷行为带来的连锁债务风险，这种风险并非是一刀切的出清就能割断的。
而且，这些过往靠P2P业务撑起核心收益的公司，在转型后的营收压力驱使下，将会如何经营助贷等新业务，也令人生疑。这些业务与曾经的P2P业务相似，又是一个个新的监管灰色地带。这很可能是又一轮监管追逐创新的过程。
